1946年，当东江纵队的精英分子纷纷北上山东，投身新的战斗行列时，那些留原地的人员又面临了怎样的境遇呢？

1946年6月30日，这一天标志着东江纵队踏上北撤山东的征程。一位当年的老战士，深情地回忆起那令人难以忘怀的时日。

终于，北撤的时刻降临了。那日，大鹏全域笼罩在悲愤的阴影之下，街头巷尾、海岸边沿，众人以泪眼盈盈、满含悲愤的目光，送别了那些亲爱的战友！

同样，那些即将踏上新的战斗征程的人们，心怀沉甸甸的情感，纷纷向那些可亲可敬的战友们挥手作别！

临别之际，诸多同志难以抑制内心激荡的情感，犹如汹涌澎湃的潮水，猛然奔向海边，登上了登陆艇。

突如其来的难题让我们感到局势失控。鉴于启程的期限不容有失，我们不得不让他们随队北上撤退，因而队伍人数随之膨胀，新增了两百人之众。

在我们即将离开之际，反动派的军队迅速集结至海滩。不久，夜幕降临，将整个大鹏半岛笼罩于一片漆黑之中……

东江纵队的北撤，标志着中共作出的一项极具战略意义的决策。1945年9月的上旬，在国共双方于重庆进行的谈判中，伟人作出决策，允许中共将位于南方的八个解放区的部队进行撤离。

此举旨在彰显共产党谈判的诚挚态度，同时亦虑及八个解放区地处国民党统治区的核心地带，国民党方面必然不容其独立存在。

若主动撤退，便能防止该地区驻军遭受逐一被攻克的命运。

国民党不愿放走东江纵队。

国民党认为，东纵是中共在广东的火种，撤向北方是放虎归山，以后随时都可能杀回来，只有彻底扑灭才是长久之计。

在日军投降之际，他们集结了4个军、11个师的兵力，其中更包括五大王牌中的新1军与新6军，对东江纵队发起了围攻。

新一军进入广州

东纵将部队巧妙地部署于五岭与东江的四十余县，成功保留了核心力量。

1946年1月，应国共双方所签订的协议，负责军事调处的第八小组顺利抵达广州。

国民党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迷失心智，受蒋介石之命，依然对东纵部队进行围攻，公然违背了协助东纵部队北撤的既定协议。

中共在斗争中展现了坚决的态度。在“军调”小组中，中共代表方方少将提出了严肃而坚定的抗议。

于北平的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叶剑英再度郑重向国民党及广州当局进行交涉。

全国各种报刊大量发表东江纵队的抗战功绩，从广州到香港，社会舆论越来越倾向于中共。

国民党军队的军事进攻再次未能锁定东纵的主力，此番情形使得张发奎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

1946年三月，周恩来同志精心安排，东江纵队在山城重庆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会上，揭露了国民党在广东地区挑起内战的行径，并公开展示了抗战期间曾营救过的盟国友人亲笔书写的感激信件。

此次记者招待会在国内外引发了广泛关注，国民党当局因此不得不签署了协助东纵实施北撤的协议。

紧接着，那幕令人动容的场景映入眼帘。东江纵队、珠江纵队、韩江纵队，以及粤中、南路各纵队的精英骨干，已成功集结完毕。

上述纵队共计兵力达到1.1万，参与北撤行动的仅限于班长及以上职务的干部及其眷属。预定分配的撤离名额为2400名，但实际登船北撤的人数达到了2583人。

东纵的北撤行动恰逢全面内战爆发之际，6月26日，国民党军队已对中原解放区发起了大规模进攻。若稍有延误，恐将引发新的变故。

协议中明确指出，在东纵北撤之后，所有余留的战士与干部将全部退伍。国民党代表表面上一副伪善模样，宣称：“只要中共人员恪守公法，政府必将给予妥善的保护。”

然而，国民党并未意图践行其承诺，于7月17日，广州行营发布了公告，宣布将在全省范围内公开搜捕复员战士。

东纵武装成员先后复员，人数近万，尽数融入民众之中，踪迹难寻。尽管国民党多次进行清剿，却仅抓获三十余人，这让广东当局倍感尴尬，民心的倾向与背离，不言而喻。

在各个根据地，东江纵队精心保留了一支精锐的武装骨干，他们被划分为若干小分队，预备进行长期潜藏。

初步统计显示，粤北地区涉及200余人，东江流域超过100人，雷州半岛高达700人，而粤中地区则有100人左右。

主力部队已悄然撤离，潜伏的小分队各自潜入各地山区与乡村，“蓄势待发，寻觅良机。”

位于五岭南麓的翁源西部山区藏匿着一位杰出的俊才，他率领着12名志同道合的伙伴，深入莽莽大山，在一个隐蔽的山沟里，将一座破败的香菇棚改造成了他们的临时家园。

在破晓时分，我们攀爬至那座最为陡峭的高峰，眼前展露出一番全新的天地。晨光中的群山显得格外静谧，宛如沉睡的巨人。

那潺潺的泉水潺潺流淌，鸟儿的啁啾声此起彼伏，加之阵阵轻拂的微风，这不只是一次隐秘的蛰伏，更如同置身于避暑胜地的自然音乐会，让人心情愉悦，畅享轻松。

——这段回忆出自一位战士之手，距今已过去四十年。那时，他刚刚摆脱了搜剿带来的死亡阴影，便置身于这如世外桃源般的仙境之中。那种难以言表的喜悦之情，想必人人都能感同身受。

日复一日，战火与硝烟逐渐消散，战士们的心头却渐渐笼罩上了一层沉重的阴霾。

他们身为共产党员，心怀对“环球同此凉热”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憧憬，不愿沦为先秦遗民，故而亦不向往那避世隐居的“桃花源”式生活。

上级在下达潜伏任务时对他们强调，在接下来的阶段，党组织将不再公开领导他们的斗争，而他们应当学会独立行动，自行决定应对之策。

确保留下坚持斗争的精锐小分队，即刻中止所有公开行动，确保北撤的部队能够安全抵达指定地点。

一旦北撤部队抵达山东海岸登陆，便需根据时局之变，灵活调整策略，适时恢复行动。

彼时，广东区党委对局势进行了预估：预计广东或将陷入长达十年的暗淡时期，因此要求游击队员必须长期潜藏。

隐于崇山峻岭之中，听闻大部队已撤离广东的消息，众多人心头不禁涌起一片迷茫之感。

未来的斗争必然充满艰辛，这群经受了考验的战士们，已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挑战在于未来斗争的持久性与复杂性，部分同志曾言：面对艰难困苦无惧，生存之道亦有所依，国民党终将被淘汰，这一点毋庸置疑。然而，疑虑在于胜利的时机会在何时到来？

一些同志感慨道：历经多年战斗，队伍规模才增至数千人，如今复员者纷纷离去，北上者陆续撤退，究竟何时才能实现重建？

最令人难以忍受的，莫过于这样的前景：依照北撤协议，他们只能被称作“复员人员”。

这些人已不再被视为共产党的游击队员，他们与上级党组织之间的联系在名义上已被切断。甚至在某些时段内，党组织可能还会公开否认他们的存在。

行动之策，应由个人自主抉择；一旦遭遇困境，责任自当由己承担，即便付出代价，亦可能未获党组织的认可。

面对如此境地的“孤儿”，即便是最刚毅的战士亦会黯然神伤。

怀揣着种种思绪，那偏远山林的寂寥生活便如同心灵上的无尽折磨。

上级指示，领导干部需匿名行事，而何俊才则被戏称为“老板”。这位何“老板”深感，这种消极情绪正悄然影响着团队的士气。

何俊才

定居之后，即刻着手安排学习计划，以增强斗争本领，为重返活跃状态做好充分准备。

首先，我们进行了形势教育，视野拓展至五岭之外的全国。北方战局一片光明，我们重振武装斗争的时机即将成熟，众人的思想迅速趋于稳定。

继此，我们开始了系统的学习阶段。何“老板”将12位同仁划分为两大组，其中，文化水平较高的一组专注于理论学习，而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一组则专注于文化知识的习得。

在日复一日的学习之余，我们还会举办歌唱活动。在这里，你可以尽情放声歌唱，以此缓解在地下斗争时期被压抑的歌瘾。

此处远离尘嚣，鸟语花香，只需依靠一双巧手便能捕鱼，将捕获的鱼切成细薄的鱼片，与山椒、大蒜一同投入沸腾的火锅汤中，涮食其美味。

众人围绕着火锅，欢声笑语，兴起之时便高声唱起山歌，别有一番别致的浪漫韵味。

时光飞逝，内战的战火日益蔓延，三个月的时光转瞬即逝。游击队员们对局势进行了深入分析，普遍认为重启斗争的时机已经成熟。

“掌舵人”派遣人员下山，将藏匿的武器重新挖掘出土，并将散布于各地的东纵复员人员召集至山中，开设了短期培训班。

1946年9月，正值稻穗金黄、硕果累累的丰收时节，亦是收获的时刻。那时，13位英勇的斗士各自分头，勇敢地踏上下山之路，前往各个区乡，投身于群众组织与斗争的火热实践中。

在离别之际，众人心中充满了依依不舍，对这间破旧的香菇棚怀揣着无尽的眷恋。

数十年光阴荏苒，那些依然健在的战士们，仍能清晰地回想起在香菇棚中度过的那段难忘时光。

广东大地之上，不知蕴藏着多少如他们般隐秘的小分队。他们宛如五岭山脉中常见的山稔子，一经春雨滋润，便如一簇簇、一丛丛的娇艳小红花，在荒芜的乡野中探出头来，舒展开脸庞，将一抹抹红意洒满了山川野岭。

随着东江纵队骨干成员的北撤与战士们的复员，广东地区的游击战火迅速复燃，其规模甚至超越了东江纵队最为繁荣的时期。

罗卓英，国民党广东省主席。

这并非完全是东纵留守人员自发发起，实则更多是源于国民党暴政的压迫所致。

广东历来是粮食短缺的省份，常年依赖外部粮食供应，数量至少达到数十万石。1946年，全省遭遇了严重的灾荒，其中71个县遭遇了早稻颗粒无收的惨状。

恰在此时，国民党宣布重启抗战期间实施的“田赋征实”措施，该政策涉及征收粮食实物。

广东原本粮食供应就已紧张，加之遭遇灾荒，竟还要规定高达五千万斤的征收额度。

据传，广东田赋的征收原定数额为七千万斤，然而在各界人士的恳请下，最终减免了两千万斤，这已然算得上是极大的“仁慈”了。

在横征暴敛的压迫下，灾民因饥饿而亡者数量持续攀升。以广州为例，1946年全年，街头巷尾共掩埋了7000余具饿殍，平均每月超过580人。

省府的地政科长在各地巡视时，不禁感慨万分：“众多农民以杂粮为生计，其生活之艰辛，已达极致。”

自1946年8月起，广东省政府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了粮食征收与兵源招募工作中，然而成果依旧有限，全年总计征得粮食400万斤，尚不足原定征额的十分之一。

蒋介石对此怒不可遏，随即下达严令：“兹定本年度征粮事宜，与国家军务休戚相关，绝不容许拖延懈怠，误了大事！”

广东省当局此次震怒不已，一举撤免了70余位县长，并出台了“逾期利息加倍50%及强制拘留追缴”等一揽子严厉措施。

面对种种残酷的掠夺手段，1947年1月底，广东全省竟奇迹般地超额完成了五千万元的征集指标。

粮食虽已到手，然国民党却已丧失了民众的信任。在生存与死亡的抉择面前，贫苦的农民们唯有拼尽全力，以死抗争，以期寻觅生机之路。

除了征粮之外，征兵的暴政亦不容忽视。1946年9月，国民政府正式宣布重启征兵制度，当年计划征集的兵员达60万人，后续数量更是增至83万人。

广东地区征兵名额定为四万，随之而来，抗战时期的军队、师级、团级管区以及国民兵团等兵役机构迅速恢复了运作。

不愿成为战争牺牲品的人们，唯有竭力避免，宁可选择支付费用以获取免役、缓役或缓召的资格。

国防部的兵役局局长徐恩平莅临广州进行实地考察时，不禁惊叹于眼前的一幕：“广州市适龄青年人数仅有五千，然而申请免除兵役者竟高达五万人！”

昔日广东盛行一种称作“志愿兵”的现象，民间称作“卖猪仔”，每位“志愿兵”可领取22万元法币的报酬。

换言之，以二十二万元之价，购得一条生命，雇佣“猪仔兵”以替代兵役。

后来志愿“卖猪仔”的人也日见减少，受人钱财的兵役官又演出了强行拉壮丁的闹剧，由此抓丁勒索的惨事数不胜数。

截至1947年1月底，广东地区的征兵成果仅为2.1万人，这一数字仅达到原定计划的半数。

兵役局长亲临现场进行督促，省级政府组建兵役检查小组，分赴各地进行现场催促，“严厉要求各师、各团管区务必在二月底前完成征兵任务”。

截至三月，1946年度的兵额征集工作尚未圆满完成。在此背景下，国民政府随即发布命令，要求在1947年度征召百万新兵，并将征兵工作提前至四月启动。

除却征兵征粮，民众还需承担众多沉重的捐税。政府设有正式的税收，更有所谓的“借征”，这“借”实则是指无偿索取、强制征收。

农民肩上的负担还包括诸多不合理的捐税，其中杂税的数额甚至超过了正税十倍有余。单单是省府的摊派，其金额就已超过国府规定标准的五倍。

种种因素令岭南各地民情激愤，哀怨的呼号声此起彼伏，无处不在。

历史之残酷，莫过于此。国民党自身，实则成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的最佳动员者。

在这个阶段，长期潜藏的中共武装精英相继崭露头角，用武力捍卫民众的安全。

正是在那场反对三征的广泛群众斗争中，人民武装力量在民众中深深扎根，牢固地站稳了阵脚。

随着中共武装逐步扩大影响力，局面逐渐打开，随后便开始公开高举共产党的旗帜。

1947年，广东地区游击战争迎来了蓬勃发展的高潮。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兵力薄弱，游击支队如同破土而出的嫩芽，纷纷崭露头角。

随着东江纵队的北撤，驻扎在广东的国民党军队亦纷纷北上，至1946年6月，广东省内共计驻有正规军11个师。然而到了同年8月，部队编制已缩减至整编64师的三个旅，此外还配备了八个保安团，以及来自赣南的152旅。

此等兵力分散至全省各地，自然每处都显得人手不足。面对风起云涌的民变，局势已令我们感到难以应对。

一方面，国民党势力呈现出薄弱态势；另一方面，中共对南方各省的领导力得到了显著增强。

位于粤北的翁江和五岭一带，曾是东江纵队在北撤之前，以主力力量进行经营和开拓的区域。这里拥有坚实的群众基础，保留了丰富的武装力量，并且呈现出迅猛的发展态势。

经过武装整编，翁江地区的人民部队被重新组建为粤赣湘边区。他们全面启动了反三征、破仓分粮以及收缴地方武器的行动。在新丰县一地，便成功破开了56座粮仓，共释放出超过120万斤的粮食。

破仓分粮之举，不仅让广大民众得以安然度过春荒，更显著地提升了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力，同时，游击队的规模亦随之大幅扩张。

在整编阶段，全支队兵力达到七百余人，均为东江纵队的退伍战士。短短一个月间，队伍规模便迅速膨胀至三千之众。

游击队继而积极展开攻势，主动猎杀敌军，剿灭地方联防队伍，打击乡间恶势力，袭击敌方军用列车，鼓动民团发起反抗，阻断敌人交通要道，取得了显著的战绩。

新丰县游击队在八里牌成功设伏，一举歼灭敌人一个连队，并生擒了少将衔县长罗联辉。此举不仅击碎了敌人三县联手的围剿计划，更彰显了游击队已壮大至能够成规模地消灭敌军的实力。

自小规模战斗至大规模战役，自深山密林至广阔平原，游击队取得的连串军事胜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粤赣湘纵队领导合影

敌人惊恐失色，纷纷龟缩于碉堡和城镇之中，不敢再外出；而在游击区域内，已成功建立起村乡级别的人民政权、农会和民兵组织。

截至1947年岁末，翁江两岸绵延数百里，游击战士于白昼时分，佩戴着五角红星帽，得以在各地自由穿行。

位于湘赣边境的南雄、始兴等县的五岭深山区，因其战略地位关键，国民党军队始终部署了较为雄厚的兵力。

然而，东江纵队留下的战士们改编而成的五岭总队，亦呈现出了迅猛的发展态势。

在1947年的四五月间，五岭总队成功击退了南雄、始兴、曲江、仁化四县联军的围剿，随即由山区挺进至平原地带。

截至8月份，南雄市下辖的22个乡镇中，已有20个实现了解放。在中秋佳节来临之前，游击队再接再厉，成功攻克了最后一个坚不可摧的据点——新田墟。

五岭总队战士解放合影

南雄城内驻扎着国民党99旅的旅部，而仅相距两里之遥的村庄，便落入了游击队的势力范围。

1947年岁末，五岭总队的活动区域已拓展至粤、赣、湘三省的三十余县，有效牵制了敌对势力第六十九师的逾一万三千名兵力。

闽粤赣边境地区的中共武装力量，其起源可追溯至韩江纵队。1946年6月底，该纵队的主要骨干力量随东江纵队北上，而部分留守人员则于次年1月正式组建了粤东支队。

起初，队伍仅有31名成员，然而至1947年底，粤东支队已壮大为拥有1900余名战士的边区主力支队。

1947年寒冬，粤东支队在兴梅、潮汕、闽南、闽西以及韩江流域等地相继建立了游击战根据地，并在闽粤边界地带形成了一片连贯的防御战线。

1946年，东纵部队北撤之际，于雷州半岛留下了超过七百名骨干力量。他们以武工队的形态，在十六个县境内分散潜伏，巧妙地隐藏自身。

至1946年岁末，这些武装工作队在历经整顿后，再度活跃起来，逐步在斗争中确立了稳固的地位。

粤桂边纵队成立合影

当时，雷州半岛仅拥有为数不多的县警队伍，这为战争的迅速扩张提供了有利条件。

1947年三月，游击战士英勇击毙了南路地区臭名昭著的反动势力代表——遂溪县县长戴朝恩，从而标志着南路大起义的全面爆发。

短短数月，武装力量便稳健扩展至4500余人，成功掌控了长达220里、宽逾120里的区域，涵盖60万人口的中心地带，并设立了48个乡级政权机构。

广东游击战争，声势浩大，国民党方面不得不悲叹：“中共已成燎原之势！”

面对败局，国民党在广东的统治者并未甘心接受，遂从域外调集了众多兵力，密谋展开一轮新的围剿行动。

1948年元旦佳节，地处翁源西部偏远山区的太坪村迎来了空前的盛景。这里，作为北江支队司令部的驻扎地，当日的万人联欢大会盛况空前，极大地增添了节日的喜庆氛围。

来自周边各游击区的民兵与农会成员，携带自备的粮食，手持简陋的土枪土炮，伴随着阵阵锣鼓声，挥舞着威武的醒狮，沿着蜿蜒的山间小径，陆续汇聚至此地。

村头那片经过精心平整的土地上，一座戏台已然搭建而成，成为大会的集会之所。戏台两侧高悬着寓意吉祥的对联，而四周则贴满了色彩鲜艳、寓意喜庆的红绿标语。

屋顶上，一面鲜艳的红旗随风飘扬，渲染出一派革命节日的喜庆氛围。

在这欢庆胜利的佳节，经过一年来的艰苦斗争，翁江地区的游击战愈发如火如荼，而这日的庆典更是将这一年的辉煌推向了顶点。

村中洋溢着欢乐的氛围，一群群民兵和武工队员们络绎不绝地步入司令部、政治部、卫生队、青年干部训练班等各部门的屋舍，纷纷向工作人员送上新年的祝福。

穿梭的人群中，挎枪背炮者络绎不绝，即便是嬉戏打闹的孩童，腰间亦别着木制枪支。鞭炮声此起彼伏，喧嚣嘈杂，仿佛置身于热闹非凡的墟市之中。

夜晚，我们上演了话剧《白毛女》，随后又跳起了北方解放区新近流行的秧歌舞，这在偏远的山区可谓是史无前例的盛事。

那未曾目睹新戏的山民，双目圆瞪，宛如核桃般硕大，全然沉醉于戏中，神情痴迷。

村民兵与游击大队互相应和，齐声高歌，欢声笑语持续喧嚣了一整夜。

死神将意外降临次日。

元旦的余韵未散，太坪依旧沉浸在节日的喜庆氛围中。尽管已有敌军清剿的传闻传入耳中，然而谁也没料到，那场恐怖的袭击竟会如此迅猛，如此出其不意。

夜幕降临，国民党整编69师99旅于曲江悄然展开夜行军，长途奔袭。突然，夜空中响起一阵清脆的枪声，国民党军队直至抵达村边方才被岗哨察觉。

枪声乍起，支队直属的主力大队（营）与保卫队的勇士们迅速从茅屋中奔出，就地寻找掩护，以身体作为屏障进行反击，同时边战边退。

支队机关与干部训练班成员几乎全为赤手空拳，数百人喧哗着涌向后山，一旦攀上山顶，便得以避开敌人的围剿。

国民党军队迅速涌入村中，虽然未能捕获多少人员，但电台和重要文件均已及时转移，安全带走。然而，大量物资因携带不便，最终落入敌手。

敌军亦纷纷涌向山顶，我军主力大队迅速占据山腰，布阵设防，确保指挥机关安全撤离。

敌军拼尽全力向上冲击，游击队则奋力还击，边退边抵抗，战斗异常激烈。随着负责接应的同志们安全撤离至足够远的距离，主力部队亦迅速与敌军拉开了距离，于夜幕的掩护下，巧妙地隐匿于山林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混乱的突围过程中，部分受伤和生病的同志行动不便，不幸被敌军追击并包围。

司令员何俊才的爱侣，支队政治部的组织干事陈玲，因疾病缠身，步履维艰，不幸被敌军拦截于一片小山坡之上。

她深知突围无望，遂将那份绝密文件嚼碎，吞入腹中，紧跟着，她握紧手枪，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弹药耗尽后，她被俘。不幸的是，于1949年，在韶关，她遭到了枪决。

这标志着宋子文所发起的对广东中共游击队的第一阶段清剿行动拉开序幕。

宋子文

宋子文于1947年9月，在卸去行政院长职务后，以尊贵的身份就任广东省政府主席。随后在11月，他又同时担任了广州行辕主任的职务。

1947年夏日，解放军转战至外线，刘邓大军勇闯大别山，其锋芒直指长江，逼近国民党统治腹地。为此，蒋介石不得不倾注大量精力，以巩固长江以南各省份的防线。

恰逢其时，美国总统杜鲁门派遣魏德迈访华，以审视中国局势的加剧，并寻求对策以挽救局势，同时拟定新的对华政策方针。

自7月16日至8月4日，魏德迈使团成员共9人，足迹遍布中国内地诸多重要城市。在深入考察广东地区后，该使团对当地的政治局势以及官员的腐败与无能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经过细致全面的调研，魏德向国民政府提出建议，主张将我国划分为六个主要区域，并针对各区域实施差异化的政策方针。此提议引起了蒋介石的密切关注。

文章中提及的一项关键建议，便是构建华南经济特区。

魏德迈访广州

魏德迈主张，国民党应在华中、淮河以及江南的战略要地部署强大兵力，以抵御解放军的进攻。

美国积极向华南地区提供广泛的经济支持，尤其是以广州为核心，打造了一个中美合作共建的重要枢纽。

经过数年的对峙，国民党凭借华南丰富的经济基础与华中充沛的兵员，得以展开对中原与华北的反攻。

构筑华南的战略枢纽，理应由一位得到美国认同的领袖来掌舵。魏德迈的目光便落在了拥有留美经历、且身为知名亲美派别的国舅宋子文身上。

宋子文亦觊觎着广东之地，蒋介石曾有意命其掌舵台湾的复兴大业，然宋子文对此并无兴趣。

他曾在与美国司徒雷登大使的交流中提及：未来发展的新起点，将设在广东。众所周知，历史上的革命运动往往是从那里拉开序幕的。

另一方面，随着共产党游击战争的迅猛扩张，广东的上层人士以及南京政府均对此表示出极大的不满，纷纷指责罗卓英在剿共行动上显得力不从心。

司徒雷登

传闻粤籍资深将领李福林抵达南京，拜会蒋介石时直言不讳：“主席是否仍需广东之地？若主席坚持，恐怕罗卓英需让位不可。”换将之举似乎已成定局。

在这样的背景下，战局的演变、美国的期待，以及蒋宋王朝的切身利益，再度将卸任后情绪低落的宋子文拉回到了公众的视线中。

宋子文勉力承担，肩负起建设党国战略基地的重任，重返广东。

新官上任三把火，回到广东的第一要务，当然就是剿共。不把游击战争镇压下去，什么经济建设都只能是空话，美国资本家也不敢来。

宋子文自认为在个人地位、才能与资本上，均远胜于前任的张发奎与罗卓英。

他抵达广东后，迅速着手整顿机构，调整人事配置；同时积极联络美国，寻求外部支持；并与其他省份展开联防合作，努力争取地方势力的支持。

宋子文深以为，游击队兵力有限，而正规军的大规模出动往往难以取得显著成效。鉴于此，他将国防部在广东所整编的正规军予以强留，并将其改编为十五支装备有美式武器的保安团。

每支队伍由3500名士兵组成，装备了充足数量的机枪与迫击炮，为精神不振的广东当局注入了一剂振奋人心的强心剂。

宋子文接连主持了六次关于绥靖的会议，起初，便在“匪患严重”的广东及邻近省份接壤地带，设立了首个跨省区的统一指挥机构。

在国防部的批准下，成立了湘粤边、粤闽边、粤桂边等三处清剿联防指挥部。

粤北地区成为清剿行动的关键区域。在1947年11月至12月间，敌军派遣了整编第69师，全师兵力压向五岭主脉的南雄和始兴地区。

在历经惨烈的清剿后，国民党军队仅用七天便彻底掌控了平原地区，迫使游击队不得不退守至山区。

在元旦之际，国民党军再次对太坪发起了突袭，以69师99旅为先锋，集结了七个团的兵力，在翁江展开了全方位的清剿行动。北江支队与五岭总队遭遇重创，不得已转向江西地区展开活动。

1948年二月，宋子文调集了四个保安团，协同正规军第九十二旅对南路游击队发起了攻势。

面对敌军的围剿，南路我军遭受了巨大损失。至1948年3月，游击区遭受重创，游击队陷入被动挨打的困境。

1948年3月23日，随着初始攻势的顺利取得，宋子文公开发表了他的“绥靖新战略”，采纳了“分区清剿，集中攻坚”的策略，并着重强调“不求速效，但求实际成效”。

游击战进入了一段充满挑战的时期。敌军占据了平原地区，建立起反共政权，并组建了联防联保体系；而国民党军队在山区则实施了“三光”政策和经济封锁。

游击战士们无奈隐匿于幽深的山林，于荆棘丛中度过漫漫长夜。冬日寒风凛冽，他们围坐在野火旁取暖，面对着霜雪的侵袭，赤脚跋涉于崎岖的山路。

在春荒之际，山区的民众亦面临粮食短缺的困境。随着游击队粮食储备日益告急，先是不得不采取分饭而食的措施，随后更是降至分粥的地步。最终，米粮踪迹难觅，队员们只能转而依靠上山挖掘竹笋、采摘野菜来维系生计。

虽然广东游击战争遭受了挫折，但是宋子文消灭中共武装的意图也没有实现。

1948年6月，湘粤赣边联防总指挥叶肇推测，粤省境内尚存“共军”约4200余人。

叶肇负责清剿游击队。

七月，原本驻扎于翁江的敌军整编第69师，鉴于北方战事紧迫，已被调往湖南。随着敌军兵力的削弱，粤北的局势迅速转好。

我军发起全面攻势，接连在伏击战中取得辉煌胜利，成功收复了广袤的根据地，从而再次掌握战争的主导权。

面对各地游击队活动的日益猖獗，宋子文于1948年8月启动了第二阶段的清剿行动，其主攻方向聚焦于东江流域、潮汕平原以及粤西地区。

然而，剿灭行动才刚启动，中共武装便从南路和东江两地发起了猛攻，令宋子文措手不及，遭受重创。

敌方针对东江南岸的关键部位发起了猛烈攻势，动用了七个团的兵力，这标志着自清剿行动开展以来，兵力集中程度之高，而攻击区域却相对较为局限。

位于东江南岸的这片土地，曾是抗日战争时期东江纵队的革命摇篮，亦为广东地区中共游击战争的诞生地。

攻克这一坚不可摧的战略要地，无疑是检验宋子文清剿成效的关键一役，国共双方均对该战事寄予了极高的关注。

位于东江南岸的中共武装力量被统一整编为江南支队，由蓝造担任司令员，王鲁明同志出任政治委员。

蓝造

该支队设有五个团，其中第一团作为支队的主力，兵力达到650人。其余地方团则分别下辖三个游击大队和三个主力连。

1948年8月，江南支队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积极展开攻势，成功击溃敌军两个连队，共计三百余人。此举迫使敌军不得不将分散在各处的驻军悉数撤离，从而扰乱了其进剿的部署。

8月23日，面对敌军四面夹击，江南支队英勇抗击，成功阻挡了其中三路敌军。经过一场精心设伏的激战，仅耗时40分钟，便果断击溃了敌军一个营及一个保安大队，共计600余人。

紧随其后，在红花岭坚守阵地，对进犯之敌造成重大杀伤，共毙伤敌军300余人，迫使国民党军队溃不成军，狼狈退去。

继而，江南支队凭借主力转向外围进行攻势，留在根据地的敌军进剿部队既寻觅不到游击队的主力，又时刻忧虑遭受突袭而被消灭，最终只能无奈撤退。

江南支队连续三战均告捷，共成功消灭敌方正规军154师及省保安团共计1500余人。

粤中及粤北战局喜人，特别是雷州半岛的南路游击队，更是书写了辉煌篇章——成功攻克了战略重镇湛江。

面对敌军清剿所造成的重重困境，香港分局果断指示南路武装部队转战外线，寻求新的发展机遇。

1948年4月，南路游击队的主力部队被划分为两支队伍，其中一支由700余人组成，他们勇敢地踏入广西的十万大山，从而成为了滇桂边纵队的核心力量。

一支由800余人组成的队伍，编为三个营，构成了东征支队，于4月5日勇往直前，挺进粤中地区。

东征支队历经重重封锁线的艰难突破，历时一个月，跋涉千里之遥，终抵恩平，与粤中游击队胜利会师。

我军主力出战，成功牵制了敌军，南路老区的压力因此得以缓解。为了扭转战场上的被动局面，我们精心策划了对湛江的突袭作战。

雷州地委书记温焯华，借助地下党的联络渠道，亲自潜入湛江市进行侦查工作，甚至毫不畏惧地深入到驻军保安10团的营地进行实地考察。

1948年7月10日的拂晓时分，游击队悄无声息地潜入市区，一经交火，便迅速攻入保安10团的营地，彻底消灭了营部及两个连的敌人。

雷州地委书记：温焯华

当时，市区内仅驻有保10团的两个连队及营部人员。经过一番激战，敌军被全数歼灭。在这之后，游击队从凌晨3时持续至上午9时，成功控制了市区长达六个小时，随后便有序撤离。

英勇出击湛江市的壮举，迫使敌清剿军不得不退守城内，南路游击队从而夺回了战场的主动权。

南路战局经历了一场剧变，即便当局随后增派了62军这支部队，亦未能成功逆转局势。

自1948年4月至1949年3月，南路游击队英勇奋战，共歼敌3600余众，历经挫折与困境，终以顽强的毅力扭转局势，创造出一派光明的前景。

若东江、南路的反击成为广东战局转折的标志性事件，那么粤中地区的崭露头角与开拓进取，无疑昭示着宋子文所发起的二期清剿战略的全面挫败。

粤中地区的中共武装力量，其渊源可追溯至抗日战争时期的珠江纵队。

1945年8月，珠纵主力毅然挺进粤北地区，随后并入东江纵队。至1946年，除少数指战员随东江纵队北上山东外，绝大多数战士选择留在珠江三角洲，继续坚持抗敌斗争。

1948年5月，南路东征支队与粤中地区的游击队成功会师，此举显著增强了粤中地区中共武装的实力。

解放军粤中游击队行进

粤中地区，作为广东省内国民党军力相对薄弱的地带，以东征支队为核心的粤中部队在短短一个月内，成功攻克了三十余个乡公所，并在此基础之上，建立起了一个覆盖方圆百里的稳固根据地。

宋子文调度两支保安团，采取分进合击的策略，实施围追堵截。东征支队迅速分散，令国民党军清剿行动无法锁定具体目标，只能疲于奔命。

在8月至9月间，粤中部队连战连捷，六次交锋均告胜利，成功全歼敌方精锐正规军三个营，从而挫败了宋子文对粤中地区的扫荡企图。

年底将至，珠江流域的中共武装力量已壮大至正规军约2340余人，同时，不脱离生产的民兵队伍也扩充至十万人之众。

在粤北与粤中，战火纷飞，激烈交锋；而粤东之地，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景象。1948年，对于闽粤赣边区的游击纵队而言，乃是一载丰收，胜利之年的标志。

自1948年元月起，闽粤赣各支队便积极展开攻势。粤东支队一举攻克蕉岭县城，率先鸣响胜利的号角，这也是边区历史上首次成功夺取县城的战斗。

闽粤赣纵队与解放军48军会师合影

二月，闽西支队于武平之地，成功击退了敌军福建三支保安团的分头进犯；三月，英勇智取敌军清剿副司令张光全；直至六月，游击战队伍已有效掌控了韩江中游长达三四百里之广的区域。

山区展现卓越，沿海平原亦不甘示弱。韩江下游的三角洲平原，涵盖了潮安、澄海、饶平三县，地处潮州之北，汕头之南，乃粤东之核心所在，亦为国民党掌控粤东全局的战略要地。

1948年4月当国民党兵力集中山区扫荡时，韩江支队14团横扫沿海平原，与闽南支队会师，初步建立粤闽边一条宽阔的游击走廊。

敌军四处碰壁，后院起火，新上任的“闽粤赣边剿匪总指挥”喻英奇只好退保平原，撤出山区兵力。

1948年10月，喻英奇策划袭击潮汕支队及地委机关所在的大北山良田，以扭转整个粤东形势。

获知情报的潮汕支队严阵以待，把刚从平原外线作战归来的主力全部集结于良田附近待机。

喻英奇

秋收时节，敌军先以各县反共武装从东西南三个方向进入山区根据地抢粮、扫荡，主力则行踪飘忽。

潮汕支队判断敌军是声东击西，决定将计就计。派第1团明出河西亮相，故作反击扫荡之势，示形之后即隐蔽强行军赶回良田埋伏。

11月15日喻英奇果然岀动四个多营部队偷袭良田，落入潮汕支队伏击圈，激战一日被歼两个营，其余狼狈逃窜。

此战之后，敌军放弃了对山区的清剿，只能困守平原孤立据点。

整整一年清剿与反清剿的斗争以宋子文彻底失败而告终。治安的失败又使其争取美援、建设华南反共基地的宏图无从谈起。

宋子文自己曾多次强调：“治安如有办法，一切均有办法，否则一切均无希望！”

确实，伴随着清剿失败的，是宋子文在“经济建设”方面的彻底破产。

从资源配备来看，在民国时期把广东建成独立经济基地的想法，本身就是十分荒唐的。

当时的广东缺乏重工业和机械工业，更缺乏发展工业最基本资源：煤和铁。

广东没有任何钢铁工业，惟一为人们所知的是明清以来兴盛的佛山铸铁业。

凭着这点铸铜佛、铸铁锅的古老手艺，不可能为新式军事工业提供钢铁基础。

广东缺铁，只有海南石碌一地有铁矿，而作为工业、电力主要燃料的煤，广东几乎全靠北方南运。

广东那时惟一的大煤矿是粤北曲江的富国煤矿（今红工煤矿），储藏量少、矿点分散，开采岀来的还是不宜作工业用的无烟煤。

不过宋子文新官上任，干劲十足，而且算是找准了广东发展的路子——引进外资。

他先是与洛克菲勒商谈改造曲江煤矿，又和美国西南钢铁公司签约开釆海南铁矿。、

原定投资曲江煤矿的小洛克菲勒，后来还是毁约了

美联社1948年2月2日电讯更宣称：“使华南经济、政治安定，则美国对华之援助当自动实行。”

一时间，广东经济建设声浪腾喧。

然而，一年过去，清剿失败，美国援助迟迟不到，南京军费尚不足够，宋子文上京力争，也无钱拨下来。

不光军事上失败，经济上更是一事无成，宋子文和美国资本家签了一个又一个投资协定，却没得到一美元投资。

军事和经济双双受挫，即使是国舅爷这样的大手笔也写不出一篇像样的文章。

宋子文绝望了，他向英国驻华大使表示：“对整个局势感到十分悲观。

纵观宋子文，他有拯救中国的远大志向，而且确实在政治、外交、经济上都有所作为。

宋子文在广东省府官邸

他曾坚持民族大义，为国共合作和抗战胜利起过重大作用。

他有着强烈的改革愿望，希望把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移植到落后的中国，是国民党里较为开明的政治家。

但他经营华南反共基地，却以反人民的内战，写下了政治生涯中最为血腥的一页。

1949年1月，蒋介石辞去总统职务的同一天，宋子文自请辞职也获蒋介石批准，两人同时下野。

宋子文做完了政治舞台上最后一幕的“南天王”美梦。

1948年12月2日，军委批准粤赣湘边纵队、闽粤赣边纵队、粤桂边纵队成立，标志着游击战争进入集中主力打运动战的新阶段。

在华南分局领导下，中共武装大举出击，迅猛发展。

1949年初，粤中解放军组建了主力“独立1团”，打下罗镜镇，这里是闸北抗日的英雄——十九路军指挥官蔡廷锴的故乡。

蔡廷锴

在香港的蔡廷锴将军捐献出了家中所有的武器，许多十九路军的旧部都踊跃要求参加游击队。

2月，敌军保安14、19两团由罗定县城开岀反击，独立1团迎头痛击，打垮了敌军。

解放军一个团打垮了敌人两个美械保安团，这在以前是不敢想的，国民党军大为惊恐，从此再也不敢出来扫荡，只能龟缩在县城。

再回过头来看粤东，这里岀现了渡江战役前，长江以南面积最大的一块解放区。

1949年初，粤赣湘纵队在恢复了粤北等根据地后，在东江中下游展开攻势，控制海陆丰，惠阳、紫金、五华等县的广大地区，与粤东各根据地联结。

1949年1月10日攻克大埔县湖寮镇，这是原省主席罗卓英的老家，粤东的一个反动堡垒，此次被一举拔除。

闽粤两省边境120华里的敌军据点，从此被全部肃清，粤东、闽西联成一片。

闽粤赣解放区示意图

随后，边纵主力西渡韩江，3月上旬直逼梅县城郊。

到4月中旬，整个梅州地区，除兴宁、平远二县国民党还控制部分乡村外，其它各县均只能退守县城及少数据点。

至此，粤东之敌四面楚歌，困守孤城，汕头喻英奇只能退保汕头和少数重镇。

在这样一个形势下，粤东爆发全区大起义，成为广东第一个全部获得解放的专区。

1949年的5月，一批决心反蒋起义的广东旧军官利用宋子文扩编保安部队的机会，掌握了两个驻守粤东的保安团。

这两个都是宋子文新建的美械保安团，战斗力不亚于正规军。

其中保安12团、13团驻守粤东，都和中共方面发生联系。

保13团团长曾天节1926年曾加入过共青团，潜入第四军长期潜伏，1948年与党组织重新联系上了。

保12团副团长魏汉新通过其族叔、老军人魏鉴贤与中共联系。

1949年3月同样主张起义的旧四军军官李洁之被任命为梅县专员兼保安司令。

5月3日，曾天节、魏鉴贤等发起闽西、梅县、汕头、惠州四专员秘密会议。

李洁之主张待解放军大军到达边境再同时发动起义，但形势的发展已经不可能再等待。

粤东、闽西条件已成熟，而汕头、惠州尚有大批敌军驻扎，显然不可能行动。

几天之后，由于保安12团内部矛盾的爆发，终于使粤东大起义不可遏止地发动了。

保安12团三个营15个连，实有3500多人，是敌军在梅县的主力，驻于粤东通闽西的要道口松口镇。

1948年9月，闽粤赣边清剿司令涂思宗被撤换，由驻潮安的专员、保安司令喻英奇接任。

涂思宗曾跟随国民党代表团访问延安，中间讲话者即为涂思宗

11月喻撤保12团团长魏大杰职，派亲信刘永图接任。

喻英奇是军统系统的人，背后支持的是当时的省保安副司令黄镇球，更有整个中央系统。

余汉谋、薛岳回粤后，把特务系统深入广东的势力视为实现广东大团结的最大障碍，策划以老部下吴奇伟出任边区剿匪总指挥，削夺喻英奇的实权。

喻英奇不甘示弱，不给吴奇伟和新任潮汕专员莫希德入境，继而通电拥蒋总统复职，反对薛岳出任省主席。

薛岳十分气愤，双方竟相争夺粤东兵权。

就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保12团副团长魏汉新串同该团五华籍营连长于4月7日扣押团长刘永图。

薛岳和喻英奇明争暗斗，客观上为粤东大起义提供了条件

事变后的第二天4月8日，魏鉴贤赶到松口团部，给魏汉新打气，并告诉他粤东大起义的准备情况，下属营连一大批人也积极赞成，保12团起义已不可拖延。

经过中共方面同意，5月14日蕉县保安独立营及老隆保安13团宣告起义，5月15日保安12团团长魏汉新带直属队及第3营从松口回到梅州城，17日宣告起义。

保安13团起义后配合东江二支队击溃保安第5团，占领老隆县城，5月17日保安5团在各方强大压力下也被迫起义，接受改编。

到月底，起义扩大到闽西，参加起义的有五个保安团、二个保安独立营以及各县地方武装共约20000余人。

乘粤东大起义的东风，两大纵队把其发展为强大的夏季攻势，一举攻占了粤东、东江中游的几乎所有城镇。

闽粤赣边纵队进入汕头

广东东部，敌军只能困守汕头附近及东江下游惠州，中共武装已经形成了从东面威胁广州的战略态势。

对于广东游击战争，1949年9月方方在赣州高干会议所作的《广东情况介绍》中作出了总结。一连串富有说服力的数字，掷地有声：

粤赣湘边纵：总兵力33000人，解放人口约400余万。

闽粤赣边纵：总兵力12700人，解放人口约400万。

粤桂南边纵队：总兵力8000人，解放人口100余万。

粤中纵队：总兵力7000人，解放人口250万。

粤桂湘边纵队：总兵力6000人，解放人口50万。

总计全省解放区人口共计1350万，占全省人口的40%，中共在全省1/3地区建立了政权，拥有解放武装6.7万人，人数是当年东江纵队的6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