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的庐山会议，作为我党、我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已被铭刻于历史长卷，其深远影响至今犹存。

彭德怀在六月底接到了庐山会议的召集通知。在此之前，他在上海的一次会议上受到了毛主席的指正，这让他心中颇感不悦。在大跃进运动初起之时，他也曾满怀热情，积极参与其中。然而，在深入接触实际情况之后，仅几个月的时间，他的观点便发生了转变。相较之下，我自始至终保持着谨慎的态度，对大跃进持有疑虑与保留。

1959年彭德怀访外照片

彭德怀在海外访问归来后，严谨地审阅了内部资讯，并重点标记出他认为严重的部分，呈递给主席审阅，所圈点内容不少。在参会前夕，他前往湖南，与周小舟、周惠等人进行了深入交流，他们的观点大体一致。我也与他讨论了一些国内形势，这或许加剧了他的担忧。在收到庐山会议的通知后，彭德怀起初不愿出席，提议由我代为出席。我回应说，既然中央只通知了他本人，我不能擅自代为出席。接着，我询问他是否因为受到批评而心情不快，他回答称并非不服气，只是情感上感到不适。尽管如此，他最终还是参加了会议。在会议中，他对只就事论事而不深入探讨表示不满，对缺乏尖锐批评意见表示遗憾，认为纠“左”措施不够有力，因此撰写了那份著名的“意见书”。

庐山会议历时半月，我仍在北京肩负着本职工作。彭真与林彪亦未出席庐山，似乎均未预料到会议会出现重大问题。我仍旧将此次会议视作寻常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旨在研讨当前的工作议题。在北京，我准备了两个涉及工业领域的文件，旨在提交中央审阅。其中一份是关于钢铁工业的，其主要观点是：我国钢铁产量已达到千万吨，当前应更加注重提升质量，而非单纯追求数量，并引用了苏联与日本的案例。苏联与日本在二战期间，虽然钢铁年产量并不算高，但在战争中均展现了强大的实力。这一事实表明，在达到一定产量之后，质量便显得尤为关键。另一份文件则是关于无线电工业的，当时尚无“电子工业”这一称谓。中央军委对军事工业极为重视，国家设立二机部专门负责军工事务。在军委会上，陈毅、聂荣臻、贺龙等元帅均主张不可削弱对军事工业的领导。据此，我根据会议精神草拟了一份旨在加强无线电工业领导的文件。

当前，我国经济形势略显动荡。河北、山东等地相继发生饥荒，青海亦陷入粮荒，而云南向缅甸的逃难者络绎不绝。我深感问题之严重，内心忧虑重重。庐山会议持续半月之后，中央来电，通知我出席会议，我隐约察觉到会议上的意见分歧颇为严重。彭德怀于7月14日致毛主席的“意见书”已整理成册，看来我将面临批评的可能。然而，对于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议题，我确实有许多看法，与彭德怀的观点多有共鸣，迫切期望有机会向党中央陈述。彭真来电相邀，希望我能与他一同前往。

黄克诚

于7月17日抵达庐山后，刚入住住处，彭德怀便向我出示了他写给毛主席的信。我认真阅读后表示，虽赞同信中提出意见，但书信措辞不够得体，其中部分表述过于激烈。我问他，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为何不在会上直接表达尖锐观点，而是写信？他回应道，会上无人敢于直言，他写信正是为了引起关注。我则劝他，作为多年的同事，彼此应更深入了解，为何不直接与主席面谈，而非写信交流。

“不必急躁，我们先观察一下形势。”不久，我又与李先念进行了交流，他也认同当前的举措过于激进，认为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

“你误解了，我并非你的救兵，而是反兵。”这里的“反兵”一词，是针对谭震林所说的“搬救兵”而言，意在表明我们的意见相左。然而，后来有人却以此作为我“蓄意反党”的证据。

在18日至19日的小组会议中，我们聚焦于讨论彭德怀的一封信件，众多成员表达了对彭德怀观点的支持。我在19日的会议上也发表了意见，全面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并对彭德怀的观点表示赞同。会议期间，除了罗瑞卿和谭震林两位同志外，其他与会者似乎都对我的观点表示认同。然而，谭震林和罗瑞卿对我的发言提出了批评，我随后进行了反驳，双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原本，我的发言应当有详细的记录并附在简报中分发，但由于我的乡音较重且发言速度较快，记录人员难以跟上，整理时遇到了困难。因此，我被迫亲自整理了一份书面发言稿。然而，随着形势的迅速变化，短短几天内就形成了激烈的斗争局面，我无法抽出时间和精力来完善这份材料。结果是，简报中仅包含了我的一个简短发言记录。这导致了一些同志后来对我的情况感到不解，为何在庐山会议中成为斗争焦点的人物，却连一个全面的发言记录都没有呢？

这是我的观点，您也曾表达过类似看法。当时，我的立场颇为坚决。

7月23日，毛泽东主席主持召开了重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该讲话引发了强烈反响，进而成功改变了会议的走向。

一是大炼钢铁，1070万吨的决心是我所下；二是人民公社的推广，虽非我之首创，但我有推广之权。面对1070万吨钢铁的生产，九千万人投身其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我负有首责。其他类似的大问题，也需由相关人员分担责任。各自的责任应逐一分析，首要责任在我。一些失误虽造成损失，但也让大家从中得到了教训。对于群众对早日实现共产主义的热情，不能一概以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视之，更不能予以浇灭。至于“共产风”以及“一平二调三提款”等现象，亦需仔细辨析，其中固然有狂热性成分，尤其体现在县、社两级，尤其是公社干部。但我们已经说服了他们，坚决进行了纠正。今年三、四月间，我们就成功压下了这股风潮，仅用几个月时间便使人们达成共识，放弃了这些做法。三、我恳请部分同志在危急关头保持坚定，不要动摇。工作中难免会有错误，若将几十万个生产队的错误一一列举并公开，恐怕一年都说不完。如此一来，国家必定陷入崩溃，即使没有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也将被推翻。我劝诫一些同志，要注意自己的言论方向，保持坚定，切勿动摇。目前，已有一些同志动摇了，他们虽非右派，却已接近右派边缘，距离右派只有30公里的距离。

主席的发言不仅对左翼力量给予了坚定支持，同时也对中间派予以了忠告，并对“右派”提出了严肃警告，此举充分展现了主席将会议上的意见分歧视为党内路线斗争的重要标志。

主席的此番举措并非无因。当时，党内外确实众说纷纭，甚至言辞尖锐。主席在发言中亦曾言及，江西党校的反应便是这种意见激烈性的缩影。7月26日公开发表的《李云仲的意见书》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党的失误。李云仲身为计划工作的司局级干部，对形势有着深刻的了解，信中不仅列举了大量的事实与数据，揭示了问题的严重性，而且信件是在6月上旬直接呈送至主席手中的。主席对此信进行了长达两三千字的批示。在批示中，主席对他敢于直言表示赞赏，并认为他对计划工作中存在的不足进行了切实有力的批评；然而，主席亦指出，李云仲自1958年第四季度以来，对党所犯“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错误的判断，这一基本观点是错误的，其言论几近全盘否定。

在毛主席心中，这些事件留下了难以抹去的阴影。在此期间，党中央始终与主席保持一致，自第一次郑州会议起，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持续纠偏改正，局势逐渐好转；主席对此充满信心，坚信按照这种方式持续努力，问题将在不长的时日得到解决。因此，庐山会议的前半个月被誉为“神仙会”，提出了十余个议题供讨论研究。尽管发言中存在分歧，却并未发生激烈的争论，整体氛围并不紧张。然而，在这看似平静的背后，实则暗流涌动，存在着“左”、“右”两派的较量。“左”派气势昂扬，不愿听闻问题严重性，甚至有人在会上打断他人的发言。而“右”派则力求充分暴露缺点与错误，要求对形势的严峻性有深刻的认识，认为唯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同时，他们对于会议中无法畅所欲言感到压抑。主席对此心知肚明，却认为这种状况是正常的。随着讨论接近尾声，《会议纪要》也已开始起草，准备通过《议定记录》，会议即将圆满结束。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向毛泽东同志致以一封诚挚的书信。

恰逢此时，彭德怀亲笔撰写了他的意见书，并于14日递送给了主席。此信之成，实因会议临近尾声，彭德怀深感问题并未得到真正解决，自身观点亦未能充分表达。信函对毛主席产生了强烈的触动，导致其再次陷入兴奋失眠的状态。主席曾在会上直言，自己曾连续三次服用安眠药却仍无法入睡。在情绪极度激动的状态下，他深入思考，将此信与党内外的尖锐反对意见联系起来，视彭总为典型代表，尤其是中央政治局的代表。他坚信彭总的批评直指中央政治局和主席本人，从而认为路线斗争在所难免。7月23日的讲话，宣告了会议性质的根本转变，宣布会议将扩大范围并延长时间。

主席的发言让我们倍感意外，震惊之余，心情都颇受影响。彭德怀在会议结束后曾向主席表达，他的信仅作为参考，不应公开发布。然而，形势已成定局，彭德怀的解释又能起到何种作用呢？我对主席的讲话深感困惑，心情沉重。彭德怀所承受的压力更甚，我们两人都无法正常进食晚餐。尽管同住一屋，却刻意避免交流。我百思不得其解，主席为何突然改变方向，将原本的“纠左”会议转变为“反右”。反复思考，依然难以找到答案。

夜幕降临，周小舟来电告知，他们希望与我进行交流。我考虑到当前形势，原本不愿让他们前来，但小舟态度坚决，我便同意了。于是，他们便来了。在三人中，小舟显得尤为兴奋，李锐已察觉到此刻来我处可能不太适宜，但终究未能阻止小舟。谁能料到，这场本普通不过的谈话，竟后来成了所谓“反党集团”行动的不堪罪证。

“若有不同意见，应直接向主席反映，我们现在的讨论并不妥当。”小舟情绪逐渐平复，随后又谈论了湖南的一些情况。在他们即将离开之际，彭德怀递来一份军事电报，小舟再次感慨：“老总，我们与右派仅有30公里的距离。”彭德怀回应：“焦急无济于事。”李锐催促小舟离开，认为已经太晚。实际上，他可能认为这些人还是早点离开为好。周惠一向谨慎，并未多言，他们便离开了。出门时，恰巧遇到罗瑞卿，他持有反对“右派”的观点，因此对此事格外关注。当晚的谈话，后来成为逼迫我们交代的重要问题。

1959年6月，彭德怀圆满完成出国访问任务，返抵京城之际，黄克诚亲自前往车站，热情迎接。

23日，主席发表讲话后，各小组于午后即刻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在起初的发言中，气氛相对平和，对于彭信的批评虽有程度之别，但均未脱离信件本身的语境。有的发言较为激烈，而有的成员则进行了一定的自我反省。

7月26日，传达了主席的指示，强调既要对事，亦要对人。这一指示成为会议的又一转折点。批评的锋芒愈发犀利，矛头直指个人。除了彭总之外，“军事俱乐部”、“湖南集团”等说法也应运而生。“左”倾的柯庆施等人气势汹汹，即便是温和派也纷纷提高了自己的调门。彭德怀以及我们这些人都只能被迫进行自我批评。我在26日进行了自我批评，指出自己19日的发言存在嗅觉不敏锐的问题，并承认自己在思想方法上过于考虑困难和不利因素，形成了老毛病；同时也提到，自己仅认为彭信在用词上存在不当之处，却未能深刻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当然，其中不乏违心之词，但总体而言，还不算过分。

党内党外涌现出右倾思想和行为，呈现出猖狂进攻的态势。如此一来，谁还敢置身事外，成为中间派？从那时起，批判和斗争的烈度持续上升。既然涉及个人，便不得不深入调查其背后的组织、目的，以及历史渊源，以展开深入的斗争。

7月30日，主席召集我、小舟、周惠、李锐四人进行谈话。在谈话过程中，主席的态度显得相对平和，这使得我们也不由得畅所欲言。在这次会面中，主席对我进行了一些评价。他认为我不仅是彭德怀的政治助手，更是湖南集团的核心人物，还是“军事俱乐部”中的关键成员。他还指出，我的观点与彭德怀的基本一致，并戏称我们之间是“父子情深”。此外，他还提及了关于三军团历史的一些问题，并表示对我的历史背景并不十分了解。

在答辩中，我提到：我与彭德怀的观点大体相近，不过这主要针对庐山会议上的意见而言。过往，我与彭德怀之间争执频仍，不同的见解自然引发争论，几乎贯穿了半生的时光。虽然不能说我们的观点完全一致，但我们的争执从未损害彼此的感情。记得在当年开展“AB团”斗争时，甚至有人对我有所指，幸得彭德怀伸出援手为我辩护，否则我恐怕在那次事件中遭受不测。在我看来，我们之间的关系十分正常，远未达到所谓父子关系的程度。

主席表示：“理性与情感本应相辅相成，而我自身亦始终保持着这种一致性。显而易见，我对您与彭某的关系以及您个人的了解尚存不足，亟需拨开疑云，理清思绪。”

言及于此，我再次强调：我担任彭总的参谋长，实乃主席您的指示。我在湖南履职时，本无意赴任，是您力主我来。如今身为参谋长，政治与军事本就难以截然分割。彭总的信件虽在山区撰写，而我尚未随行上山，岂能在撰写“意见书”时充当他的参谋长？我在湖南服务多年，与当地负责人交流频繁，对湖南事务关怀备至，何谈成为所谓的“湖南集团”？至于“军事俱乐部”，更是无从谈起。

在讨论中，我表达了对“保卫四平”战役以及长期炮击金门和马祖行动的不赞同。主席回应道：“保卫四平”是我作出的决策，难道这就有误吗？我则表示，即便这是你的决策，我认为那场耗费巨大的战役本可以避免。至于对金门和马祖的炮击，仅作一番展示以示威即可。既然我们并无实际战斗意图，那么大规模炮击的必要性便不高。毕竟，大炮的开销巨大，导致全国紧张，实在没有必要。

主席微微一笑，言道：“看样子，让你担任‘右’方的军师，倒也颇为合适。”

周小舟、周惠、李锐共同感叹：会议现场气氛过于凝重，使得发言受限，诸多问题亦无法得到充分辩论与澄清。

主席强调，应当鼓励辩论与思想交锋，确保每位同志都能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讲深讲透。小舟等人接着表示，“湖南集团”的称谓给人以压迫感，他们期待能够对此进行明确的解释。主席回应道，或许存在一些误解。他进一步表示，似乎自己与湖南的几位同志之间，心有芥蒂，尤其是与周小舟之间存在一定的隔阂。

主席再次将话题转向他在遵义会议前，如何争取张闻天、王稼祥等人的支持。他勉励小舟“不远而复”。在谈及遵义会议时，主席显然意在引导我们回顾过往，与彭德怀明确划清界限，期望我们能够“迷途知返，明辨是非”。然而，我们的思想问题尚未得到妥善解决，加之我们都不擅长虚情假意，因此，我们的表现或许会让主席感到失望。

毕竟，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让我得以直面主席，畅所欲言。

庐山会议1959年举行。

7月31日与8月1日，毛主席于其住所之楼上召集政治局常委会议，对彭德怀进行批判。即便是在午时，也未稍作休息，午餐仅以包子充饥。与会者包括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总司令、彭德怀总司令、林彪、贺龙将军以及彭真等同志，同时亦通知我、二周以及李锐四人参与旁听。

会议在主席的主持下进行，他的发言尤为频繁且深入，内容涵盖历史与理论，洋洋洒洒，难以尽述。在理论方面，主席指出彭德怀并非坚定的马列主义者，其思想中掺杂了不少封建及资本主义的元素，更是一位经验主义者。不过，主席也提到，彭德怀出身于劳动人民，对革命事业怀有深厚的感情；尽管如此，主席对彭德怀寄予了希望，认为他投身革命的态度值得肯定。至于历史部分，主席对彭德怀在多次路线斗争中的错误进行了批判，认为二人之间的合作关系为三成，不合作则高达七成。彭德怀本人认为是对半分，但主席依然坚持是三七开的比例。

谈及彭的“意见书”，主席指出：“信中提到‘有失有得’，将‘失’置于‘得’之前，揭示了彭同志内心的真实想法。”他进一步强调：“我们缺乏经验，若无‘失’，何以言‘得’？胜败乃兵家常事，必须呵护群众的革命热情，切勿浇冷水，士气可激发而不可消沉，须抵制右倾思想。”对于彭同志所言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主席直言不讳：“其锋芒直指中央领导，这是对中央的反对与攻击。”彭同志的信意图公开发表，旨在争取支持、集结力量。他意图按照自己的理念改造党和世界。回顾历史，彭同志在许多关键问题上未曾写信，此次却洋洋洒洒。对于你那些挑拨离间之词，必须予以反驳。

彭表示：往昔在江西，我曾致信中央，提出过诸多建议。此次所寄之信，仅为供您参考，并无公开发表之意。

主席接着说道：你曾遭受过批评，心中或许留存了些许怨恨。尽管我们同处北京，却鲜少通电话，即便尝试了几次，也常常未能接通，随后便有了“不再与你交往”的念头。记得在香山时，你曾来找我，但因为我的作息习惯特殊，警卫员告知我尚未起床，你便不悦地离开了，此事就此搁置。至于高、饶事件，你卷入其中颇为深，你未来的路将如何，实在难以预料。

彭表示：我曾遵循王明、博古的路线，但在1934年的1月至2月间已作出转变，并与黄克诚有过交流，现在也期待主席的领导。我现年61岁，今后还能期待些什么呢？

朱总司令发言温和，主席说是“隔靴搔痒”。

林彪发言说彭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说彭自己有一套纲领、路线，独断专行，攻击主席，用心很深等。这个发言很厉害，以后成了定性的基调。

众多同志仅以举例的方式指出彭德怀的疑点，表达了对主席观点的赞同。

毛泽东曾指出：整治他人应当深入到他们心灵的最深处，使他们夜不能寐。针对彭某，他批评道：你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不佳，你曾表示，“只要对革命有益，专断也是可以的。”对于朱怀冰等人，在紧迫的形势下或许可以说“专断也是可以的”，但在发动百团大战时，为何没有事先报告和请示呢？有人指责你为伪君子，你一直抱有野心。我已66岁，而你61岁，我预计会先你一步离世。许多同志对你的动向心存疑虑，担心难以与你达成团结。

主席最核心的指示指出：本次行动乃是有序、周密策划的右倾攻势，意图动摇总路线根基，对中央领导进行抨击。毛主席甚至提出了关于解放军是否追随他的疑问。

我无法抑制内心的感慨，故而冒昧地表达几点看法。我曾与彭交往甚密，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诸多事情愈发显得扑朔迷离。在中央苏区后期，彭曾提及需请主席亲自领导，我以为他并非无法分辨是非。他的个人英雄主义情怀，我亦有所察觉，这使我对他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我期待彭能保持冷静，认真倾听他人的批评，尤其是常委领导同志的言论，他们的话语无不包含着善意与帮助。

会议结束后，主席特地留下了我们四位列席代表，继续交谈一番，并叮嘱我们不要再受到彭的影响。他特别对周小舟表达了殷切的期望，希望他能“悔过自新”。这一连串的会议给我的强烈感受是：主席意在教育和争取我们归回正途。尽管我被视为彭的亲信，似乎难以摆脱干系，但当时似乎尚无将其定性为“反党集团”的明显迹象。

8月2日召开中央全会。

主席的讲话主要聚焦于路线问题，并针对党内出现的分裂倾向进行了深刻剖析，揭示了右倾机会主义对党的猛烈冲击。他强调，应允许犯错误者有机会纠正错误，采取“一看二帮”的策略，即既要批评指出错误，又要协助改正，并以此促进团结。

随后，各组陆续展开批斗会，对“军事俱乐部”的批判活动达到了高潮。康生在批斗中表现得尤为积极，他不仅发言踊跃，还时常插话，还忙于整理材料呈送主席，不遗余力地展示自己的活跃。林彪的分量也在逐渐加重。8月4日，由少奇同志主持的一次会议上，向新加入的中央委员通报情况，林彪作为首位发言者，展开了长篇大论的指责彭，占据了会议的大部分时间。

最初，小组活动是按照地域划分的，随后规模逐渐扩大。我最初隶属于由张德生负责的西北小组，随后薄一波、罗瑞卿、谭震林、乌兰夫、蒋南翔、田家英等十几位同志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进入中央全会阶段，两个大区的人员被合并为一个小组，成员众多，林伯渠、吴玉章等也相继加入。在我漫长的人生中，经历了无数次的斗争，但庐山会议这一次的斗争最为严重，让我难以承受。我向来患有失眠症，经常依赖安眠药入睡，但最多只服两粒，然而在那个时期，每晚却需要服用六粒，仍旧无法入睡。

“即便你砍下我的头颅，我也绝不认输。”面对不公正的批评，我总是与之展开辩论。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认识到，无论是讲理还是辩论，都无济于事，于是我开始尽量多倾听，少发言，沉默寡言，减少争执。尽管如此，我的自我反省却始终无法得到他人的满意。

“落井下石”的前提是有石头可用，然而我手中却空无一物。我绝不允许自己做出诬陷他人、从而解脱自己的不道德行径。

“右倾机会主义尚可容忍，但‘反党’罪名却是致命的，我确实倍感焦虑。”彭则表示：“我一生所追求的不过是‘富国强兵’，别无他求。”他继续劝慰我不要过于悲观，似乎他的心态比我更加乐观。然而，他并未多言，很快便离开了。

8月10日前后，我们小组持续探讨7月23日晚周小舟、周惠、李锐在我处讨论的内容。恰在此时，罗瑞卿携李锐加入我们的会议，我顿时感到紧张，猜测或许那天晚上的对话已被察觉。其中最棘手的问题是对毛主席的比喻，类比于“斯大林晚年”。我明白他们当时的情绪激动，且他们都是忠诚于革命事业的正直之人，因此并未觉得那句话有何严重。然而，随着会议氛围的紧张升级，我意识到这句话可能会被误解。早些时候，我曾建议周小舟，鉴于他们出门即遇到罗瑞卿，那句话可能会被误读为针对毛主席，最好能主动向主席坦白。小舟表示已经太迟，坦白只会招致麻烦，于是我也只能保持沉默。但这事一直困扰着我，一方面，说出来可能无辜者受害；另一方面，沉默又意味着隐瞒，作为中央委员，这让我内心不安。随着时间的推移，沉默只会加剧疑虑，显得事情更加严重。面对小组对那晚事件的追问，我意识到作为中央委员，不能对组织隐瞒，于是决定如实陈述当晚的经过，并强调我认为说话者并无恶意，只是当时情绪失控。

或许是李锐说的，不过我也无法确定。最终，周小舟自己坦诚承认是他提出的。

周小舟

随着“斯大林晚年”议题的提出，会议如同沸水的波涛般激荡起来，仿佛“反党集团”、“湖南集团”等说法由此得到了确凿的证实。我此前在小组会议上的那些激烈辩论，如今看来，不过是我睁眼说瞎话，彰显了我个人的不诚实，证明了我全然不可信赖。于是，“阴谋家”、“野心家”、“伪君子”的名号纷纷落在了我的头上。在这样的境地中，我真是百口莫辩，即使跳进黄河也无法洗净我的名声，那种心头的痛苦，实在难以言喻。然而，会议依旧继续，检讨一次又一次，我始终被认定是不诚实的。

我们这批人似乎都身陷同一种境地。传闻彭德怀与张闻天也曾如此评说毛主席，他们的言论同样遭到了揭露。这一消息激起了与会同志们的强烈愤慨。

毛主席在党内享有极高的威望，深受全党同志的衷心拥戴。在此关键时刻，即便是那些在批判“右倾”时内心曾对我们表示同情的人，也开始转变态度。毛主席愈发坚定了对“党内存在阶级斗争”这一观点的认同。他之前在批判彭德怀右倾的同时，也对我们进行了诸多争取。然而，到了这一阶段，他已将我们视为“反党集团”，仅将周惠视为边缘人物。按照党内地位排序，我本应在张闻天之后，但由于我既是“军事俱乐部”的核心成员，又是“湖南集团”的联系纽带，罪状严重，因此我被排在第二位，置于张闻天之前，被划为“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李锐作为毛主席的兼职秘书，有幸参加了庐山会议，又因观点与我们一致，也被卷入此案。但由于他并非中央委员，未能与我们一起被并列点名。

主席此刻已明确认定，我们是在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地展开反党行动。常委会成员亦赞同此观点。因此，在正式作出决议之前，首要任务是促使我们承认罪行。

你总该为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考虑。现在中央的领导、各个部门的负责人、以及各地区的主要领导都汇聚于此，7月份开了为期一个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份又开了中央全会，历时半个月。如果继续拖延，将对工作产生极大的不利。目前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一步，你不承认，众人难以接受，最终还是得承认，何必再拖下去呢？我经过深思熟虑，意识到现在的处境确实困难，主席的强硬性格，我深有体会。而且，除了我们几个之外，中央全体成员都站在主席一边。个人遭受的委屈和冤屈虽然令人痛苦，但毕竟微不足道。听说彭德怀已经想通，表示愿意配合，我只好依照陶铸的建议，以“顾全大局”为重。

自责无辜亦非易事。若要我承认右倾，我自能心悦诚服，因我内心从未赞同过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然而，要我承认反党之罪，尤其是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地反党，却是万分艰难。无奈现实逼迫，我不得不硬着头皮违心认罪，心中始终耿耿于怀，夜不能寐，日不得安宁。

彭、黄、张等人相继接受劝导，承认了错误，并在大会上进行了自我批评，唯独小舟未予以响应。于是，在总理和彭真的主持下，八届八中全会草拟了决议案。决议案完成后，要求我们签字予以认可。签字实属不易，然而我们已别无选择，只能签字同意。

我们之所以违心地承认罪行，一方面是应了我们那些关系密切的同志的劝诫，他们教导我们要着眼全局，暗示我们应做出个人的牺牲；另一方面，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它不仅作用于我们自身，同样影响着众多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以及与会成员。多年来，在内战与长征的艰苦岁月里，主席的英明与正确已被全党广泛认可。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更使全党对主席的领导才能深信不疑。主席时常在众人意见不一的情况下坚持己见，而最终的事实往往证明了他的正确。因此，我们逐渐养成了这样的观念：主席的智慧远超我们，我们习惯于遵从主席的决策，习惯于接受主席的指导，即便内心有所保留，也选择了顺从。然而，这一次，我们实在无法接受，也不该接受，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强迫自己做出了这一选择。

待我情绪平复之后，我深刻意识到：在庐山会议上，我真正犯下的错误，并非是违心地进行检查，而是违背内心地赞同了“决议草案”。这段经历，至今仍让我感到痛彻心扉。

中央领导普遍倾向于仅对这少数几人进行批评，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

彭德怀，出身于贫寒的劳动者家庭，始终致力于变革旧社会，其军功显赫，地位崇高，却始终保持着谦逊的本色。自幼便展现出强烈的反抗精神，并常常站在斗争的最前沿。尽管有人认为他具有个人英雄主义，但自从入党以来，他的这种倾向已大为改观。他性格刚烈，不喜阿谀奉承，建国后对过度歌颂个人成就的现象感到反感。对于看不顺眼的事，他会直言不讳，甚至言辞激烈，从不畏惧得罪他人。如此性格，难免会引起他人的猜疑和忌惮。

往昔，主席似玩笑般向彭提及：老总，咱们不妨约定，我离世之后，你切勿生事，可否？这反映出主席对彭的忌惮之深。彭对此似乎并未提高警觉，仍旧随心所欲，直言不讳。他性情刚烈，遇事不易容忍，难以适应社会的复杂性。正如水过于清澈便无鱼，人过于精明便无伴，彭因此与领导及同事间的关系不佳。从主席对彭的批评中，亦能看出二人在生活习性上存在较大差异，相处间多有不快，时有误会。

毛主席的建党、建军、建国伟业，彭德怀将军身经百战的赫赫功勋，均赫然彰显，无可置疑。两位都对革命事业忠贞不渝。然而，谁能想到，正是因观点的些许分歧与性格的差异，他们之间竟引发了一系列的冲突，积怨日深。尤其是在庐山会议期间，种种因素的叠加，使得矛盾进一步激化，直至水火不容。庐山会议这场悲剧看似偶然，实则不然。其对我国历史进程的深远影响不容小觑。这并非仅仅是个别人物的悲剧，而是我们党的悲剧。自此，党内敢于直言者渐少，而迎合、顺从的风气却日益盛行。

“将彭德怀同志及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调离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等职务是必要的，然而，他们作为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仍应保留，以观其后效。”决议审议通过后，全会随即宣布闭幕。

7月17日，我踏上了登山之旅，而主席的讲话则是在23日发表的。从7月23日到8月16日，我经历了二十多天的斗争。那时，怀揣满腔冤屈，头顶“右倾反党”的罪名返回北京，实在是没有颜面见人。

返京次日，军委即刻召开会议。这次会议，与会者寥寥无几。紧接着的第二次大会在怀仁堂隆重举行，两千余位同志齐聚一堂，场面宏大。彭德怀与我一同遭受批判。对于中央的决议，我们唯有表示接受。然而，面对会上诸多“揭发”、“批判”的不实之词，我们则坚决不予认同。彭德怀进行了答辩，我也进行了答辩。至于彭德怀在会场的具体情况，我已记忆模糊，唯有记得自己一件一件地与人争论，甚至争执激烈。会场一片混乱，会议难以继续。于是，主持会议的同志决定，将彭德怀和黄某分别安排在两个会场进行批判。

彭德怀或许依旧身处怀仁堂，而我却转赴紫光阁参加会议。然而，我的立场未曾改变，结果再度引发了对我投毒的指责。会议调整了策略，将众多与我关系密切者召集一堂，要求他们对我进行揭露与批判。为避免被指责为包庇“反党分子”，众人都需作出表态。于是，有人指责我胆小怕死，有人诬称我滥杀无辜。我心中明了，尽管个别人或有私心，但大多数人实是因形势所迫，不得不对我进行批驳。纵使他们言辞激烈，我也能予以理解，毕竟我的罪名已足够沉重，多一两句指责亦无妨，只要能减轻他人的牵连，便是好事。然而，也有几位与我共事多年、深知我为人本色的同志，在会上始终未曾发声。他们此举固然风险重重，连我亦担忧他们可能遭受牵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