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今日头条“董小华E”

作者：董小华

本文所载内容系作者个人之见解，恳请大家以理性心态阅读并加以分析判断。

在中国现代史的长河中，我们见证了诸多历史人物在立场上由极左转向极右的起伏。这类立场摇摆不定的人物，昔日或许曾是左右风云的显赫人物，然而他们的这种反复无常，终究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作为孙中山最杰出的弟子，汪精卫以其“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豪言壮语而闻名遐迩。然而，此类人物往往因对信仰的不忠，最终导致名誉扫地，身陷败局。

北京，这座承载着明清两朝辉煌历史的古都，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其古代建筑之瑰丽，不仅体现在其沉稳庄重的风貌，更在于其匠心独运的设计理念。

每一座古建筑均汇聚了无数工匠的智慧与汗水，巧妙地将实用性与美学价值融为一体，展现出超凡的工艺技艺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在人民解放战争的关键时刻，为守护北京这座千年古都，确保其完好无损地回归人民怀抱，人民军队付出了无数艰辛与细致的努力。经过不懈奋斗，古城终于安然无恙地迎来了解放。

然而，被誉为中国最精美的北京古城墙，却在建筑学术领域极左思潮的狂潮中遭受拆解与消亡，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何祚庥院士在此事件中所承担的角色，责任重大，不容推诿。

一、彼时，他在宣传部任职，对梁思成的批评系出工作之需，乃上级之命，他不过奉命行事，“在《学习》杂志上发表文章并非人人可随意为之。”

二、谈及何祚庥先生对梁思成先生主张保护旧城墙和古建筑的反驳时，何祚庥先生直言不讳道：“纯属无稽之谈，因为在梁先生进行这些工作时，我尚不在宣传部任职。”

三、何祚庥进行了解释称：“我当初所持反对意见，实则仅针对‘大屋顶’一事。随后，梁先生亦接纳了我们的批评。梁先生并未因此对我心生芥蒂，我们之间的私人关系依旧融洽。”

真相非祚庥所言。

事实上，何祚庥所持反对态度的，并非仅仅是“大屋顶”这一建筑元素，而是对梁思成所倡导的、旨在保护北京故宫、城楼、城墙、牌楼等的理念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认为，这种理念实质上是一种充满恶意的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美学理论。

……北京古城墙的存在，对北京市城郊与城内的交通造成了显著影响，迫使我们在城墙上开辟了无数缺口；

又如，在北京市中心放置一座宏伟的故宫，以至于行人不得不绕道而行，交通状况变得极为不便。然而，梁思成却并未察觉到这些弊端……

“……显而易见，梁思成对古代建筑物的这些误解，不可避免地映射到了他实际的主张之中。”

众所周知，梁思成曾倡导将整个北京城视为一座庞大的博物院，并提出了城市建设的重要原则，即“古为今用，新旧并行，两全其美”。

他曾屡次坚决反对拆除天安门前的三门以及西四、东四的牌楼，然而，梁思成所持的这些错误观点，在实践中屡遭败绩，引发了民众的广泛抵制。

“……梁思成的这一理论之恶劣之处，更在于其本质上是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美学的一种体现，并且它还意图为梁思成所倡导的唯美主义与复古主义开辟一条道路。”

……显而易见，梁思成在建筑理论的核心问题上，犯下了一系列重大的失误。然而，更深究其因，可以发现，导致这些错误的根本思想根源，正是源于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观念。

“……我们必须认识到，梁思成所犯的这些错误，并非单纯的学术失误，它们更是违背了总路线、背离了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指导方针。”

（摘自：何祚庥所著《论梁思成对建筑问题的若干错误见解》，发表于1955年10月的《学习》杂志）。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建筑领域大力倡导“民族形式”的设计理念，其宗旨在于传承民族文化，提升城市风貌。然而，这种设计理念未能妥善平衡建筑实用性、经济性与美观性之间的关系，反而过度追求建筑外观的华丽，导致建筑成本显著上升，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并加剧了财政压力。

彼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在北京市政协的扩大会议上，对建筑界一味追求美观而忽视经济原则的现象进行了严肃批评。他指出：

“昔日，琉璃瓦与宏伟的大屋顶仅限于皇宫庙宇。而今，甚至一些单位的传达室与厕所亦铺上了琉璃瓦，我们的奢华程度已超越了往日的帝王。然而，仍有众多人无家可归，大学生们甚至需睡在双层床上。是时候树立经济观念、实用观念以及贴近群众的观点了。”

彭真的言论既充满情感，又合乎道理。在新中国刚刚起步，国力薄弱、百废待兴的关键时期，过分追求建筑外观的华丽实属不妥。因此，这一行为显然违背了中共中央制定的基本建设方针。鉴于此，全国范围内展开的反对建筑浪费的运动，无疑是值得称道的。

然而，何祚庥却对此事过度解读，将学术观点的争论政治化，并将其演变为一场“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斗争。他将民族形式的设计理念视为“资产阶级形式主义、复古主义”进行批判，进而将学术争议混同为政治问题，最终给梁思成先生戴上了众多政治帽子。

梁思成因“违背总路线”、“违背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针”的错误，被指责为“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观点。

“当时我任职于宣传部，对梁思成的批评属于工作职责，那是上级的指示，我不过是执行者罢了。”

事实并非如此。

在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的批示和讲话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彭真力图将建筑思想的批判局限在学术讨论的框架内，其初衷是希望通过学术途径来说服梁思成。彭真特别指出，批判应当建立在充分的说理基础之上，避免随意将问题升级，同时亦不应盲目地对一切事物持反对态度。

遗憾的是，在审视梁思成的建筑理念时，何祚庥并未以平和的心态，从学术的立场出发与梁思成展开深入交流，反而径直将“资产阶级建筑思想”的标签贴在梁思成身上。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以政治运动的手段来处理思想及学术上的争议。

理应指出，对“民族形式”设计所引发浪费的批评，无论是于昔日抑或今日，都显得尤为必要。然而，面对这类学术议题，我们理应尊重学术思想演进的规律，采用充分论证、以理服人的民主方法，耐心地引导设计师，促使他们自发地遵循党的指导方针，自觉地矫正不当的思想倾向。

然而，何祚庥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混淆，导致这场批判本质上不再是对学术问题的探讨，而是演变为一场政治斗争。这使梁思成几乎丧失了自我辩解的机会，甚至被迫说出一些违背本心的话。因此，他内心深感压抑。多年以后，梁思成仍认为，那标志着建筑界一场残酷的阶级斗争的序幕。

梁思成之可贵，在于他凭借个人的微薄之力，成功守护了北京这座古城的宝贵文化遗产之一。

若非梁先生当年毅然上书周总理，今日之北京城恐怕早已丧失了其深厚的文化底蕴。

一座古城若抹去了历史遗产的印记，那它便失去了精神之魂，这样的城市岂不是辜负了后人的期望？

因此，以梁思成与林徽因夫妇领衔的古建筑保护阵营，力主维护历史文化遗产，倡导古迹与新构建筑的和谐共生，以此确保文化脉络的传承与延续。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

梁思成为了守护古迹，不惜亲笔撰写了一份建筑提案。他旨在将古建筑与新兴建筑巧妙融合，塑造一座兼容并蓄的文化都市。这样的都市既能够保留古代建筑的历史韵味，又能彰显现代时尚的魅力。

然而，何祚庥却逆向而行，在其对梁思成批判的文中指出：

“北京的古城墙对城郊与城内的交通构成了显著的障碍，迫使我们不得不在城墙之上凿开了众多通道。”

何祚庥进一步指出，“在北京市内安放一座庞大的故宫，以至于行人不得不绕道通行，导致交通极为不便。”他进而批评道，“梁思成未能察觉到这些不足之处。”

何祚庥提及梁思成所提出：

“我们必须将整个北京城视为一座庞大的博物院，并致力于其保护。城市建设应秉持古今并重、新旧兼顾的原则。对于诸如反对拆除天安门前三座门、反对拆除西四、东四牌楼等旨在维护北京古城风貌的提议，竟被斥为‘顽固的错误主张’。”

以“恶毒”之词将梁思成构陷为对手，足见彼时何祚庥对梁思成的学术思想进行了极度的拔高，并对其进行了政治化的曲解，其行为无疑体现了典型的“极左”作风。

党史清晰记载，极左思潮往往易于演变为极右倾向。

吴*民在文革期间对外交部老干部实施了虐待行为，且对此行为乐此不疲，堪称典型的“极左”分子。

“为龚澎同志搬一把椅子过来。”

吴民高声质问道：“究竟是谁？谁竟敢如此放肆？”

台下喊：“徐晃！”

吴*民深知，徐不仅身居司长之位，背后更有国安的背景，因此他不敢冒然行事，这才亲自为龚澎搬来了一把椅子。

邓小平先生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所提出的“韬光养晦”策略，原本仅是一种权宜之计。这指的是在国际环境复杂多变的背景下，暂时采用的一种外交策略。此策略不宜对外过度宣扬，且不宜长期施行。

然而，吴*民及其支持者竭力鼓吹“韬光养晦，一百年不变”的论调，其意图在于束缚党和政府的手脚，封堵爱国民众的言论，使我国在美国毫不掩饰的对华遏制政策和战略封锁中无所作为，坐以待毙。

例如，在1967年文化大革命期间，莫言尚在中学就读，便参与组建了“蒺藜造反战斗队”，并在校园内推行“造反有理”的运动。他创作了一首题为《造反造反造他妈的反》的打油诗，行径之恶劣更甚，其造反行为还包括张贴侮辱老师的大字报，诽谤老师为奴隶主，甚至肆意破坏课程表等。这些行为严重扰乱了教学秩序，最终导致他被学校开除。

如今，莫言华丽转身，成为了一位备受瞩目的公众知识分子型作家，他的立场从极端的左倾转变为极端的右倾，甚至到了对国家心生怨恨的地步。他凭借那些挑战党、军队形象，并侮辱中华民族的小说作品，荣获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殊荣。

如今，身为极左派元老之一的何祚庥，亦经历了身份的转换，其立场已从极左转向了极右。

何祚庥所获得的国务院特殊津贴、院士津贴以及岗位津贴，均超出了劳动报酬的范畴。本质上，这些津贴是全民所有制对他所赋予的特殊优待。然而，他却反复强调自己是在为国家效力。

何祚庥自建国以来，其职业生涯始终由国家财政保障，并在成为院士后，额外享受了国家财政的多种津贴。然而，他却谎称自己从未从全民所有制中获益分毫。

本是人民辛勤养育，他却于餐后即刻辱骂，此等行径宛如母亲养育子女成人，子女却诬称自幼食风饮露，实乃与我国传统美德“仁义礼智信廉耻孝悌勇”大相径庭。

分明是人民的辛勤养育成就了他，他却对此不以为意，这揭示了老党员何祚庥在享受人民赋予的优厚待遇之际，已不再牢记立身之本，丧失了为人处世的道德，彻底遗忘了当初入党的初衷。

在我向何祚庥在微信群里提问“您是否信仰共产主义”时，他以“信仰即迷信”的观点为由，拒绝了我的提问。

面对网友的提问：“你是否认同共产党的宗旨，是否坚守入党时的誓言——为共产主义理想不懈奋斗？”他以不宜在此讨论此类问题为由，选择离开了“扯蛋群”，迅速消失。

显而易见，何祚庥的立场已由一端转向了另一端。难怪他会曲解马克思主义，试图为剥削行为辩护。

何祚庥说：

“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第874页中，马克思提到，对于理想中的未来社会，应当是在协作与共同占有的前提下，恢复并重建个人的所有权。你不觉得，这种个人所有权其实也是一种‘社会化的私有制’吗？”

问题是，何祚庥是否真的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内涵一无所知。

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体制下，生产资料普遍实行公有制，而消费资料则归属于个人所有。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的第4节中，马克思对于未来理想中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即社会主义社会——进行了阐述，并明确指出：

“在此，劳动是以公共的生产资料为基础进行的。在联合体的社会总产品中，有一部分将重新投入生产资料的使用，这部分无疑属于社会所有。余下的部分则转化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共同消费。”

在反驳修正主义者杜林的过程中，恩格斯对“马克思关于个人所有制”的理论进行了深入阐释，他指出：“马克思所倡导的社会所有制，其核心在于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而个人所有制则关乎产品，尤其是消费品。”

何祚庥却罔顾共产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本质，仅仅以消费品个人所有为借口，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论述曲解为“共产主义社会即社会私有制”。

众所周知，杜林等人的所谓社会主义“理论”，实则披着小资产阶级外衣的修正主义“理论”的早期版本。何祚庥的悖论思想与杜林一脉相承。事实上，何祚庥利用谬误的论调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篡改。基于此，我曾专门撰写一篇文章，对何祚庥的修正主义思想进行批判。

综上所述，直至此刻，那些先走向极端左翼，后又转向极端右翼的人群，其本质已昭然若揭。

常言道，“心端则行正”，那些在极左与极右的边缘摇摆不定之辈，其人品首先便已失正。在“仁义与廉耻”这些做人根本的品德上，他们与应有的人格要求相去甚远。

在革命岁月里，党内涌现了王明、张国焘等摇摆不定的人物，他们的行为曾给我国革命事业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害。这些人往往混淆是非，颠倒是非。他们所谓的信仰，不过是利益驱使下的投机行为，其立场完全以个人利益为转移。他们常常以政治正确的名义，行损害国家利益之实。

故而，为人在言行上应避免走极端，既不发表偏激至极的言论，也不从事过激至极的行为。应秉持良善之心，恪守道德之规，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最后要说的是：

学者之道，严谨治学乃学术道德之基石。学术见解当循真理而行，绝不应随风摇摆，以政治倾向取代学术与良知！此乃学者应有的基本良知所在！

往昔，何祚庥等人的极左思想对中华文明造成了难以磨灭的负面影响。作为一位科学家，他的论证往往失之严谨，缺乏应有的历史担当，常常倾向于凭借未经证实的言论对事物作出判断。正因如此，他才会说出中医理论中仅有10%为精华，其余90%则为糟粕的荒谬之论。

如今，文化遗产的观念已深入人心，梁思成与林徽因的预见在半个世纪后得以应验。大众逐渐意识到，拆墙之策虽一时便利，却遗留了长久的遗憾与悔恨。

这种深入的思考，与守护历史文物的迫切性相呼应，同时也提醒我们在城市进步的道路上，必须珍惜并传承过往文明的智慧。